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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躺在病床上，八十年的记忆在眼前闪过，最后停在一张苍白的脸上。

靳秉文，我名义上的丈夫。

四十五岁那年，他躺在病床上命不久矣，费力地抓住我的手，声音嘶哑。

“最后一次叫你老婆了。”

他每说一个字都很吃力，眼睛却亮得异常，好似带着一种执念。

“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薇儿，我要下去找她了，求你成全，把我们葬在一起吧。”

我们相敬如宾二十多年，他的临终托付，却是为了另一个女人。

心口发冷，但更多的是麻木的疲惫，我看着他愧疚的眼，只是平静地点头：“好。”

他如释重负地闭上眼，再也没睁开。

他如愿和他的白月光青梅伊薇葬在了一起。

我则守着我们共同打下的偌大家业，悉心教导儿子，直到他能独当一面，稳稳接掌公司。

五十岁后，我才真正开始为自己而活。

阿尔卑斯，撒哈拉，地中海，尼罗河…五十岁到八十岁的这三十年，无拘无